永恒的景仰

在我看来，祠堂作为祖先魂灵的居所，未必都是雕梁画栋、美轮美奂的建筑，但一定都是体现经天纬地、至纯至真的孝心。

下午，我和堂兄一道回家，与宗亲商议祠堂修缮事宜。堂兄是退休法官，年逾古稀，德高望重，胜似乡绅。一上车，他就问，你以前在祠堂上学的时候，见过大厅神龛后面的画像吗？我说，我是1972年初才去上学的，那个时候，祠堂大厅没有神龛，也没有画像。他说，或许在文革期间丢失了，原来有三轴画像，其中一轴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，因为无头，又戴官帽，身体向前，帽舌向后。我说，那就像神话里的双面神了。他说，不是神话里的神，是我们的祖宗，名叫义生。于是，他讲了些义生公的故事给我听。

六百多年前，第十七世先祖义生于明代建文年间考取进士，累迁刑部给事中。朱棣篡位后，命令义生打开一个仓库。义生说，先帝叮嘱不可打开，微臣也不知锁眼被谁灌了铜水。朱棣问，内藏何物？义生说，微臣不知。锁被砸开，发现挂于墙壁的朱棣肖像插满了针。朱棣震怒。义生唯恐酿成 * ，冒死进言，被斩。

我惊愕之余，由衷钦敬，我的钦敬，不在于义生公中举，不在于义生公身居要职，而在于义生公作为前朝遗老，临危不惧，恪尽职守，拯救无辜——虽“以直谏坐死”，但足令后人景仰，永恒的景仰，如同义生公故居那六面石鼓，静寂无声，却远胜于喧嚣的晨钟。

毕恭毕敬地步入祠堂，朝圣般的来到神龛前。这是我1978年冬天上完初一，离开这个原始学堂之后，第三次伫立在这里，第一次是1976年冬天护送祖父的魂灵来此安放的，第二次是1998年2月护送二哥的魂灵来此安放的。改作学校的祠堂，在我的记忆里，除了大厅有些阴森可恐，几乎感觉不到神圣。自从护送祖父魂灵入祠之后，我才开始关注它，就像时常想象祖父的来世，渐渐地感觉到它的神圣，上升为心目中的一处圣地——列祖列宗促膝谈心的圣地，生者与逝者互致问候的圣地，长辈与晚生共商大事的圣地。人世间还有什么场所比祠堂更独特、更紧要？然而，眼前的神龛，除了后墙上悬挂5幅祖先画像， * 水泥台阶上斜倚13面公共神牌，当中再摆放一个稍大的公共香炉，其他什么也没有了。即便是那些粗糙不堪的公共神牌，也因岁月的磨损，许多祖先的名字，如同他们的音容笑貌早已模糊不清了！这般简陋所显示的不是俭朴精神，而是轻视所致的寒怆，它反而像明镜一样照见我们这些后辈子孙的不孝。我崇尚俭朴，祠堂也未必要美轮美奂，但也不至于如此寒怆。

从本质上说，祠堂是一种文化建构，“一个人总是多多少少保存着对自己过去生活的记忆，这些记忆在不同情况下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再现。记忆的反复重现建立了一种连续性关系，并建构了我们具有连续性的身份。没有记忆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的身份意识，丧失记忆就是丧失身份感”，而且这种“记忆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，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的”。毕竟我们早已摆脱贫穷，若能同心戮力，修缮祠堂，将不再是一件难事。

作为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重要表征的祠堂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祭祖场所，已经成为村落中重要的文化载体，可以“从一宗一姓的历史认知与情感需求出发，发现我们身上共同的文化基因，最终获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，乃至于建构起对民族未来的共同想象”。所以，对于祠堂的修缮，我是支持的，父母则更为关切。回到城关，虽然超过父母正常的作息时间，但我还是去向他们汇报商议结果。一直等待消息的他们，很是高兴，如同酝酿已久的老屋修缮计划即将付诸实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