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凝然常在

　　“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。”这短短的八个字，一语道破天机，连接起了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古圣先贤点睛之语可谓多矣，虽短小精悍，却直达人心，穿透时空，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。

　　人类生生不息，而历史亦绵绵不绝。在历史面前，时间成了一条无限延展的线。而这条时间轴实际上是一条竖轴，在这条竖轴上的历史事件层层累叠，对竖轴的下面形成重压，越往下这种压力就越重。时间轴并不是一条横轴，因此不能把历史事件看成这条横轴之上的一个个断点，彼此毫无关联。历史的过去，并没有真正过去，这是很多人都能够理解的，但未来也早已过去，很多人都无法理解。同样，一般之人，往往只注意到变化，却忽略了翻新。变化太过显著，往往让人一眼看穿，但是花样翻新，却容易让人忽略了骨子里的东西。时不可追，所谓“逝者如斯夫”。但日亦不可迫，所谓“来日方长”。只有中国人，才能明了其中的进退之道，亦即阴阳之道。只不过，历史记载虽然可以历久弥新持续不断，但是史学精神却容易因时因势而迷失，甚至不得不委曲求全。

　　历史因其融入我们血液的接近性，人人爱知，人人爱听，也人人爱讲。但问题是，很多人简单地以故事来代替历史，以道听途说的“历史”为历史，历史甚至成了任人拿捏、肆意打扮的小姑娘。中国历史有其令人羡慕的绵延不绝的连续性。西方历史研究的方法，因为不具备这种连续性，自然应该是不同的。最典型的是，西方历史研究，往往是与哲学联系在一起的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其明证。“根据哲学来讲历史”，这既是黑格尔成功的地方，也是其学术缺陷所在。的确，历史是有其内在的哲学意味的，也就是说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，但是历史有时又像个顽皮的小姑娘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突然性和特殊性。

　　历史中国的伟大之处，就是总有一些横空出世的创举，科举制度甚至可以说是其中最伟大的创举。但是，不管是察举制度还是科举制度，实质都是理想化的精英治国。而且，一项好的制度设计，往往最后也会衍变为恶的制度门槛。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项又一项创举的悲哀所在。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周而复始呢？其实，历史中国更多是依例而治的，并不是依法而治。依例而治，实质仍是人治，涉及各方的弹性也多有较大空间，就看哪方更为强势和坚定了。政治的发展，一般来说，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坏的。于是，越到后来，越是只好和稀泥。而问题的根子恰恰在于，中国之学术说到底是修身之学术，于是修身所必备与必进之道德，实际上亦在政治之上，即“道德高于政治”。于是，道德高则政治行，道德亡则政治息。

　　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太过于密切，以至历史与经济也无处不相融。不过，钱穆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：“中国社会乃由其他部分来领导经济，控制经济，而并不单纯的由经济问题来领导社会、控制社会。所以经济问题在中国历史上，并不占最重要的地位。中国历史实在能把经济安放在其‘消极价值’之应有地位上。”传统中国社会，自有其运转之规律，是中国阴阳之道诸如此类哲学的外化，构成国家社会的各要素，既互相关联，又互相制约，不若西方传统普遍的“赢者”通吃。在传统中国，只有和道相关联的，才是最为高贵的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虚的东西反而是形而上的令人尊重的实在；相反，至于钱，一向都是俗不可耐的俗世之物，也就是说，实的东西反而成了奇技淫巧昙花一现的虚幻。

　　士是传统中国得以维系，中国文化得以延续的关键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士才是历史中国的脊梁。但是，失去了精神自持和道德感召的士，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最坏的毒瘤。晚清之后的世风日下，其实是仍然领导与控制社会的士风日下造成的。根本原因在于，士、农、工、商四流品在西风东渐之后日益遭到了破坏，士逐渐变形、变味了。任何一项制度的存在与拓展，其实都需要现实世界生产生活的支撑。士、农、工、商四流品的出现，是与井田制度的毁坏相伴而生。有什么样的精神，便会有什么样的制度；精神不在，制度亦亡。士、农、工、商的稳定社会结构，及其背后的节制经济传统理想，这才是中国资本主义始终只有萌芽，而没有开花结果的原因所在。对于中国的传统来说，工商之出生，即有原罪，所谓无商不奸。而商人又岂是国家能够靠得住的？“武帝下诏命富商捐款，应者只卜式一人。”

　　精神要靠培育养成。于是，教育成了关键。那教育是什么呢？应该是从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，传阴阳之道，修道德之身，学百家之业，理百态人生。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则有些过于理想化。一腔抱负得以施展的，历史上都是少之又少，更多的则是芸芸众生，如此而已。于是，如果不是进而为儒，退而为道，则人必定痛苦，甚至于会走上求来生的宗教之中。一个社会强大与否，及其国家性格如何，都与教育息息相关。新式教育，是西式的教育，中式的教育之魂早就丢在了一边。儒家被打倒在地，并且踩上一脚，那是晚清以来新式教育发展的时代前行的必然结果。儒家向来是有一份自尊在的。新儒家起不来，而道家和佛家稍有动静和起色，又易被江湖术士尤其是骗子利用为坑人钱财的货。于是，中国的新式教育之路越走越窄，一旦失去了救亡图存的重任，就越走越没有了灵魂。

　　教育从来都不只是教育问题，而更多是政治问题。没有精神，便没有教育可言。而教育，亦是首要在培植人的精神，并不是在知识与技能。人的精神，如果因为教育而得以培植起来，那么“人皆可以为圣人”就真的实现了。没有政治的教育是不存在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没有政治的教育，不仅毫无意义，甚至还会祸国殃民。想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，其实既简单，但又极复杂。陆象山先生说：“我虽不识一个字，也要堂堂地做一个人。”怎么做呢？就在于发扬道德精神，立德，立功，立言。天人合一的道，不仅是中国社会前进的指南，而且是个人生命延展的利器。但大道之行，最怕的恰恰又是坐而论道。顾亭林有言：“清议亡，干戈至。”这真是“道可道、非常道”的关于“道”的悖论。

　　“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”其实，道是如何，仍是如何，天行健，道永存。